他把这些“黑米”分别寄给几位皇子，让他们了解民间疾苦。

  乾隆多次说，救灾是“国家第一要务”，“赈恤一事，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”，告诫地方官员“第一应戒讳灾之念”。他当政几十年间，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：“向来督抚中失察挂误处分，朕常加宽免。或有讳灾之事，朕必重治其罪。”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，他即位不久就因隐匿灾情不报，而罢了甘肃巡抚许容的官。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，两江总督那苏图也因汇报灾情不实而受到皇帝的严厉申饬。

  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年），山东德州发生大水。大雨一连下了七昼夜，德州居民扶老携幼，纷纷攀登城楼，在城墙上生活多日。由于城中乏粮，百姓饥困，哭声震天。

  其时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员山东督粮道颜希深出差到省城办事，城中没有主事之人。虽然官仓中有粮，也无人敢决定放赈。颜希深七十多岁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听到饥民的啼哭之声，询问署中人员为什么不放粮。署员说，放粮乃是国家大政，必须等颜道员回来后奏请上级批准才行。否则擅动仓谷，处罚极严。不但要丢官，还需要补赔。

  何老太太闻听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此何时也！犹拘泥于常法乎？况德州距离省城甚远，如果等我儿子回来，再经详奏核复，那么数十万灾民都将成饿殍矣！你们无须忧虑，马上开仓放赈，以解倒悬。如果将来朝廷怪罪下来，一切由我儿子承担。如果要赔偿，我愿尽吾家所有，查封以抵偿。”

  在老太太的力争下，仓库管理人员终于打开了粮仓，数十万饥民得以全活。

  消息传到省府，山东巡抚非常震惊。他们以擅动仓谷，蔑视国家体制，加以举报。皇帝得知此事愤然批道：“有这样的贤良母亲和好官，为国为民，权宜通变，巡抚不但不举荐，还要弹劾，怎么能鼓励那些为国考虑者！”皇帝降旨，已动用的仓谷，准许作为正项开销，无须赔补，并且特别赐给颜母三品封诰。从此，皇帝对颜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颜氏也因此仕途通畅，一路飞黄腾达，很快高升到督抚之高位。（谢骥《论“颜氏文化”的三大亮点》）

  正如同对颜氏母子的特殊处理一样，凡事斤斤计较、察察为明的皇帝，独独对赈灾中的跑冒滴漏“难得糊涂”。发生灾害时，他宁肯地方官报得严重一点、夸张一点，因而发生冒赈、滥赈之弊也不追究。他最怕的就是他们赈灾不力，因此他多次说“办赈理宜宁滥勿遗”。对于那些舍不得花钱救灾的地方官，乾隆深恶痛绝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，山西部分地区受灾，巡抚阿思哈舍不得动用国库银两，就劝富户出钱救灾。皇帝十分生气，说：“此奏实在卑鄙错谬之至，朕实骇闻。”不久就罢了他的官。

  考察乾隆历年救灾，确实是认真从事，不惜巨款。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皖北大水，灾民达二百二十万。乾隆特批当时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，即白银二百九十万两、粮食二百二十万石救济。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左右，户部把乾隆即位以来用于救灾的钱和前两任皇帝做了对比。报告说：“雍正十三年之间，江南赈灾款项，共用了一百四十三万两，已经很多。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，就已经用了二千四百八十余万，粮食也是二千多万石。”负责漕运的官员也提醒皇帝：“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四十万石用来救灾，雍正年间也不过二百九十万石。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，就已经高达一千三百二十多万石。”事事号称法祖的乾隆看到这个数字也很吃惊，说：“朕遇到偏灾，即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，不能自已。也想不到竟然动用了这么多漕粮。”（《清高宗实录》）吃惊虽然吃惊，但是慷慨仍然慷慨。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的全国性灾荒，乾隆手忙脚乱，昼夜不息，批示各地，或令截留漕料，或令开放谷仓，或令发给银两，或令减价平粜，或令兴工代赈。皇帝说：“朕廑念民依，如伤在报。”这一年用来赈灾的银两，高达一千四百万，占国家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。

  虽然乾隆年间的救灾也无法避免人治社会中常见的侵吞干没，层层盘剥，但是纵向比较中国历史，仍然可以肯定地说，乾隆是传统社会中采取救灾措施最为得力的统治者。

  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为他们的前车之鉴，而明王朝给他们的最大教训是“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”。谁都知道，清朝得以入关，是捡了个大便宜，明王朝实际上是被饥饿的农民颠覆的。而颠覆的直接原因，就是对农民剥削过重。万历年间加派三饷，每年从农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万两白银，剜肉补疮，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。所以，清代皇帝经常讲，明不是亡于崇祯，而是亡于万历。

  熟读历史的乾隆知道，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，而温饱了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。为了江山万代，乾隆必须减轻对农民的剥削，使绝大多数老百姓有饭吃。这是国家政治的重中之重。

  统治者的自我克制，在乾隆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。乾隆一朝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不遗余力，但是出发点却仅仅是为了百姓生计，而不是为国家增加税收。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，就在《大清律例》中增加了新的一条：“各省官员不得再重新丈量农民土地，也不得强令农民向官府汇报自己开垦的荒地。”这其实就是宣布，农民新开垦出来的土地，永远不用给国家交税。乾隆年间，由于皇帝鼓励垦荒，全国耕地已经超过了十亿亩。但是乾隆年间的国家税收，始终只按七亿多亩征收。诚如乾隆所言：“民为邦本，庶富相因，但令小民于正供之外，留一分盈余，即多一分蓄积，所谓‘藏富于民’，‘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’者，此也。”

  乾隆登上皇位后所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，就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免除拖欠多年的农业税。在即位诏书中，乾隆宣布，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，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农业税全部免交。仅仅过了20天，皇帝再次颁旨，宣布去年以前，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农业税，一律免除。大清帝国的子民们，特别是众多贫困人口，是摆脱了多年沉重的欠税负担进入乾隆时代的。这在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传统社会，是一个影响非常巨大的决定。

  在此后漫长的60多年统治中，乾隆帝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农民的农业税，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减免农民税款最多的皇帝。他在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、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、四十二年（1777年）、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，以及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，先后五次，普免全国钱粮，共少收农民白银1.4亿两，粮食1200万石。这白花花的银子和沉甸甸的粮食，原本都是他爱新觉罗家的法定收入，是可以归他任意支配的。如此手笔，不可谓不阔绰。据《清代国家与社会》一书提供的数字，乾隆一朝所减免的农业税总数为2.0275亿两白银，是中国历朝之冠。如果粗略地以一两白银折人民币200元计算，可合今天币值405亿元人民币。如果说这个数字仍不够直观，那么我们再用另一个数字来表述一下：乾隆减免的农业税占乾隆朝财政总收入的7.57%。而我国于2005年宣布免除全部农业税，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例不过是1.7%。

  乾隆深深懂得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动乱的源头，所以他采取了许多照顾最底层民众的措施。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十二月二十七日，继位为君三月余的弘历，下达了“劝减佃租”的谕旨。他在谕中讲道：“我减免农业税，地主所得到的好处居多，那些无业的贫民，租种别人土地，终岁勤劳，但是却得不到我的恩泽，还是要按原来的比例交纳地租。这无疑不合适。如果这些受朕恩惠的地主，把所受的恩惠让一半给佃户，那就最好了。”

  因此，乾隆一朝经常命令各地官员劝谕地主减轻田租，对那些让租者，加以鼓励。他认为，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盛世。“朕视天下业户、佃户，皆吾赤子，恩欲其均也。业户沾朕之恩，使佃户又得拜业户之惠，则君民一心，彼此体恤，以人和感召天和，行见风雨以时，屡丰可庆矣。”

  除了免税救灾、鼓励垦荒等措施之外，乾隆皇帝在兴修水利工程，推广红薯、玉米等高产作物，鼓励人口流动方面都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，每项工作的成果都超越中国历史上其他帝王。

  有人说，乾隆年间的人口增长并不是中国出现的个别现象，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规律。整个18世纪，全世界的人口从6.41亿增长到了9.19亿，增幅高达43%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这种现象的出现，主要是得力于红薯、玉米这两种“18世纪的食物革命”。

  确实，红薯、玉米是推动乾隆“全盛”的两支有力的助推火箭。乾隆皇帝在这两种作物的推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。他在北方大力推广红薯种植，并鼓励人们研究红薯种植法。最先到山东、河南推广甘薯种植技术的福建监生陈世元，得到皇帝恩赏的国子监学正之追封。而地方官陆耀因为编写《甘薯录》而被晋升为湖南巡抚。在皇帝的劝谕下，川、楚、陕、皖、桂等省“延山漫谷，皆种玉米”。经乾隆一朝的倡导，红薯、玉米已经成为中国贫苦农民的基本口粮。

  当然，我们不能说乾隆全盛主要是这两种植物的功劳。在乾隆60年的统治生涯中，中国的人口增长了一倍，确切地说，增长了108%，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个百分点。18世纪初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为23.4%，到这个世纪末则达到了34.06%。除了食物革命，另一功劳归于水利，由于乾隆年间特别是中前期政治纪律清明，国家执政能力强大，黄、淮、永定河、浙江海塘都得到了空前有效的治理，各省主要河道也都得到了疏浚，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、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  乾隆朝农业发展的标志性成绩是全国粮食产量的增加。据吴宾《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》一文，中国历代口粮总量发展呈总的上升趋势。其中秦汉为417亿斤，唐代为626亿斤，宋代为835亿斤，明代为1392亿斤。而到清乾隆晚期，一跃而达2088亿斤，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。正是农业的成绩，使乾隆朝的人口发生爆炸，支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达到中国历史的极峰。

  在清代以前，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左右，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一亿。经过康熙、雍正两个承平时代，中国人口已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。乾隆六年（1741年），乾隆进行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4341万，由于经济繁荣，农业发展，到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，人口增至29696万，50年里翻了一番。

  二 “盛世”的武功（1）

  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十月二十三日上午，一匹高大消瘦的驿马穿过西便门，风驰电掣般直奔大清门。

  驿马送来的是万里之外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的捷报。他向皇帝汇报说，天山南北所有叛乱都已经彻底平定。这片不驯服的土地经过连续四次大军践踏，终于服服帖帖，不再心存异志。

  这场胜利，是从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开始，三代皇帝七十多年努力的一个漂亮结局。天山南北以及巴尔喀什湖一带从此尽入大清版图，被称为新疆。两朝遗志终于被圆满实现，清王朝最大一块心病被彻底根除。消息传来，四十九岁的乾隆悲喜交集。他立刻连续拜谒了景陵和泰陵，向康熙和雍正皇帝汇报这一喜讯。望着雍正皇帝留下来的宝剑，他不禁悲从中来，痛哭出声，因赋诗道：“质明峰树辨陵园，趋谒松宫冠剑存。敢曰志成荡盐泽，亦云功定靖花门。凡兹万里遐宣武，总荷九天默佑恩。二十五年如一瞬，鼎湖回忆痛难言。”

  这场胜利确实来之不易。

  事情起于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。

  这年十月，一封六百里加急的文书从蒙古乌里雅苏台（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汗省省会）送到了清廷。将军成衮扎布在奏折中汇报，准噶尔汗国的三个小首领，台吉车凌、车凌乌巴什、车凌蒙克（史称三车凌）率领三千户蒙古人，一万多人口，宣布脱离准噶尔汗国，投奔大清国寻求庇护。他们离开了世代居住的额尔齐斯河牧场，顶着凛冽的寒风，赶着牛羊，携带着老小，经过十余天长途跋涉，才到达乌里雅苏台地区。

  将军在汇报中说，准噶尔汗国长期与大清为敌，这些人声称投奔大清，不知是真心依附，还是准噶尔人的诡计？他请示皇上，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态度？

  收到这封奏报，乾隆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。对于三车凌的投奔，他并不感觉意外。从乾隆十年（1745年）以来，他已经多次收到过情报，说准噶尔汗国正处于内乱之中。这次一万多人的内附，更加证明了这些消息的准确。

  数代以来，准噶尔汗国一直是大清王国最大的威胁。

  准噶尔蒙古是一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，长期以来生活在今天的新疆、青海一带。汉人对他们曾经有过多种称呼，比如“西蒙古”“厄鲁特”“卫拉特”和“瓦剌”。明代，就是这部分蒙古人在也先的带领下，制造了著名的“土木堡之变”，俘虏了明英宗。

  在清朝入关后不久，准噶尔部蒙古人又一次崛起于天山南北，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，首领是蒙古族的传奇人物噶尔丹。他坚毅、刚强、多谋善断，通过十年征战，统一了西蒙古四部。随后，他信心暴涨，制定了先统一天山南北，再统一整个蒙古民族，最后与中国的满族统治者较量手腕，恢复大元旧业的宏伟蓝图。

  雄心勃勃的噶尔丹颇有手段，他改革了草原法典，第一个开始在蒙古制造铜币，稳定了草原经济，壮大了蒙古骑兵，很快征服了大半个新疆。中亚一带的民族，已经把他和西面的俄罗斯彼得大帝及东方的康熙皇帝相提并论，称他为“博硕克图汗”，认为他们是欧亚大陆上鼎足而三的三位大帝。如果不是遇到了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，他很可能会问鼎北京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蒙古族统治者。不幸的是，他生不逢时。精明的康熙成功地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部的笼络和控制，使噶尔丹统一蒙古的梦想无法实现。接着康熙又两度率兵亲征，举全国之力与准噶尔蒙古较量，终于于乌兰布通和昭莫多两次大败噶尔丹。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年），噶尔丹在沙漠中怀抱未能实现的梦想，郁郁而终。

  虽然击败噶尔丹一直被列为康熙最重要的军事成就之一，但事实上，准噶尔汗国仅仅遭遇了挫折，远远没有被打垮。在噶尔丹之后，他的继承者们很快又使汗国强盛起来。他们重拾噶尔丹的旧梦。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，清准两方再起战端，两军大战于和通泊。清军大败，副将军以下皆战死，西路军三万人，逃回科布多者仅两千人。这是清王朝建立以来内外战争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。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，准噶尔部再度内侵，幸亏归附清朝的喀尔喀蒙古拼命抵抗，才击败了准部。在雍正年间这两次战争打了个平手之后，清帝国和准噶尔握手言和，双方划定了边疆，开始了贸易，中国西部出现了二十年的和平。但是，和通泊之战永远是大清帝国的噩梦，准噶尔部一直窥伺着内地。一旦清朝腹地出现什么风吹草动，它就有可能像凶猛的狼群一样迅速出击，在大清帝国的咽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。

  因此，自即位以来，虽然天下太平，乾隆却一直警惕地关注着大清的西部版图，凡有准噶尔的消息，他都不放过。

  早在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，准噶尔汗国已经有一千多户东迁到察哈尔，归附了清朝。乾隆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们，命赏给他们牲畜，妥善安置。从这些人嘴里，他获取了大量的情报信息。

  原来，乾隆十年（1745年），准噶尔汗国原首领噶尔丹策凌病逝，他的三个儿子为争汗位大打出手，自相残杀，导致汗国四分五裂，力量大衰。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，新首领达瓦齐讨伐不听指挥的杜尔伯特部，杜尔伯特部的三车凌为了寻求活路，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，投靠清朝政府寻求保护。

  因此，接到汇报后，乾隆在第一时间即断定三车凌是真降。他命令守边将军妥善安插三车凌人口，赏赐给他们大量的银两、米面和牛羊，还专门设了“赛因济雅哈图盟”，任命车凌为盟长，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。

  投降的三千户西蒙古人获得如此优厚的待遇，已经出乎他们的意料。不仅如此，为了表彰杜尔伯特三车凌“率万余众，倾心来归”的功绩，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五月，乾隆皇帝还特别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三车凌。皇帝分别册封车凌为亲王，车凌乌巴什为郡王，车凌蒙克为贝勒，其余头目也都分别封为贝子、公、台、吉等。他连续八次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中举行盛大的宴会。自山庄建立以来，还从来没有如此热闹过。

  乾隆之所以如此隆重对待三车凌，不仅仅是为了表彰他们“万里远归”，更主要的，是为了了解准噶尔汗国的虚实。他与三车凌数次长谈，深入掌握了准噶尔汗国的情况。他发现，今天的准噶尔正处于历史上最虚弱的时期。

  皇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迅速出兵，扫灭准噶尔汗国。他下诏说明自己想大举兴兵作战的想法：

  （准部）数年以来，内乱相寻……此正可乘之机。若失去这个机会，再过几年，等其局势平定，必然还会与我为敌作战。那时我军再与之战争，耗费必然更为巨大……朕以为机不可失，准备于明年分两路进兵。这是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，我今天再四思维，有不得不办之势。（《清高宗实录》）

  此诏一下，大清举国震惊。

  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皇帝，乾隆本来是一个“太平天子”。他在和平中接了班，在他统治的前20年里，大清天下也风平浪静，边疆无警。除了那场本没有必要的金川战争之外，大清不闻兵戈之声。

  发动平准之战，在所有人看来完全是自找苦吃。如果不发动这场战争，历史绝不会因此而指责他。主动出击成功，固然荣耀无比，一旦失败，那么他20年统治的成果会毁于一旦，自己也身败名裂。

  因此，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皇帝决定出兵时，遇到的几乎是一致的反对之声。